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通过对三星堆出土的近200个样品进行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公元前1012年，为商代晚期。通过进一步确认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布会通报称，从2020年开始，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工作，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自2020年至2022年，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3000平方米。
截至2022年5月，“祭祀坑”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K3、K4进入整理阶段，K5、K6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K7、K8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目前，上述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通报称，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相关的多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同时，相关科研团队此次发掘发现了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4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另有楠属等阔叶树材、芦苇等禾本科以及棕榈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这一系列的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该通报还表示，此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切文化联系，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华南广大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在通报中表示，下一步，在文物修复和保护上，将继续秉持“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开放理念，邀请全国高水平文物保护修复及相关研究队伍，参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前期的保护研究和整理工作，为修复提供依据支撑和技术积累。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